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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

但是，他们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区别：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，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。其生色也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。

礼学是一整套有关国家治理、政治秩序、人伦关系的典章制度之学，是儒家外王之学的主体内容，它们就体现在《六经》体系之中。而且无论是从道德修身还是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考察，身心均是一体互动的关系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所谓大根本者，故无出于人主之心术，……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根本也。[20]《鲁斋遗书》卷四，《大学直解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1198册，第327页。

宋儒将这一种内圣之道解读为所谓身心之学，并将其与两宋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《四书》经典诠释结合起来。[12]《朱子语类》卷19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第444页。汉章帝下诏召开的白虎观会议，就是通过五经经义的经学讨论，以探讨汉朝的政治制度、国家治理等相关的国家政典问题。

(30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四，《封公侯》，上册，第141页。(20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号》，上册，第57-60页。注释： ①《尚书正义》卷七，《胤征第四》，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二册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83页。所以，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不仅是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、礼乐制度等方面顾问应对的官员政要，同时他们也是当时经学领域的学术大家。

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、发展了西周礼乐文明，倡导建立一套合乎礼乐文明的政治秩序、治理方法。所以，这一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，首先是与汉朝的政治制度、国家治理、礼乐典章、法令刑律、经典思想、宗教信仰、教育体系、宗法制度等相关的国家政典的制定确立。

卿之为言章也，章善明理也。②从《白虎通义》引证的儒家经典，可以看出班固及其入会的经学家们的学术旨趣、经学思想。《白虎通义》不仅仅是通过名号包含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来限制君权，儒家士大夫还要通过朝议、进谏的政治制度设计，来实现为政以德、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和政治目的。④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七，《圣人》，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336页。

故《易》曰：伏羲氏之王天下也。三纲法天、地、人，六纪法六合。参加白虎观研讨会议的十多位士大夫，其实均是当时学术地位甚高的经学家。(31)《白虎通义》的民本思想，显然是以儒家士大夫的民本思想为主导的。

庶人虽有千金之币，不得服。昔三王之道衰，而五霸存其政，率诸侯朝天子，正天下之化，兴复中国，攘除夷狄，故谓之霸也。

诸舅、朋友，夫妇之纪也，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。《白虎通义》作为汉代国家政典，在有关国家制度、政治治理的不同方面，均贯穿着民本思想。

可见，这一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、礼乐制度等方面顾问应对的政要和经学领域相关文化教育官员，他们要为汉朝的政治制度、礼仪规范、意识形态、文化教育承担责任。(12)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号》，上册，第60-65页。其一，《白虎通义》与《春秋繁露》在著作形式上有重要区别。《白虎通义》确立的全部政典大事，包括爵、号、谥、五祀、社稷、礼乐、封公侯、京师、三军、诛伐、谏诤、致仕、辟雍、灾变、封禅、巡狩、考黜、王者不臣三纲六纪、五刑、五经、崩薨等，它们得以确立、规范的思想基础、历史依据全部来源于儒家经典。第九卷论姓名、天地、四时、衣裳、五刑、五经。第五卷论三军、诛伐、谏诤、乡射。

⑤《白虎通义》在卷二《号》章规定： 帝王者何？号也。而《白虎通义》作为汉代王朝的政典，是汉章帝召集汉代士大夫参加、但是由汉章帝本人临制亲决的一次有关国家政典的协商、讨论大会，必然会体现出君主在接受儒家士大夫思想时的政治方面的强势态度。

其二，《白虎通义》与《春秋繁露》在内容方面亦有区别。首先，作为一部汉代帝国政治的政典，《白虎通义》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帝国的政治制度、治理方法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原则，突出地表现出帝国政治的要求。

高阳者，阳犹明也，道德高明也。《书·逸篇》曰：厥兆天子爵。

《论语》曰：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地有三形，高、下、平。⑥《白虎通义》在卷二《谥》章规定： 天子崩，臣下至南郊谥之者何？以为人臣之义，莫不欲褒大其君，掩恶扬善者也。有学者做过统计，《白虎通义》四十四篇，引《尚书》及传八十四条，引《三礼》等礼类著作一百七十四条，《春秋》经传一百零八条，《论语》六十三条，《诗经》类六十九条，《易》学经传二十三条，《论语》六十三条，《孝经》九条，《尔雅》九条，各类纬书三十三条。

蔡侯无罪，而拘于楚，吴有忧中国心，兴师伐楚，诸侯莫敢不至。《白虎通义》的四十四篇包括的政典大事依次是：第一卷论爵。

⑨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四，《封公侯》，上册，第130-131页。故礼为有知制，刑为无知设也。

由于儒家经典与帝国政治的结合，既强化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功能，又增加了帝国政治的文明元素，为中华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础。儒家思想是通过整理、诠释上古先王留下的经典而建构起来的，汉代儒家士大夫希望在具有政典地位的《白虎通义》中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，就必须确立儒家五经的思想地位。

西周的民本、德治思想是君王对政治后果的恐惧、当心，故而提出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。首先，《白虎通义》应该看做是一部汉代的国家政典。⑨君主除了需要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来实施对天下的治理外，根据家国同构的原理，在家庭、家族中，是由父、夫实施对家庭、家族治理。《论语》曰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

《白虎通义》对爵号谥包含的政治权力、社会荣誉均做出了相应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的规定，如卷一对五等爵位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做出了规定： 《王制》曰：王者之制禄爵，凡五等。虞者，乐也，言天下有道，人皆乐也。

譬如，《春秋繁露》虽然在与君主合作时充分肯定君主的政治权力，将他们称之为天子，但是却不会称之为圣人。⑥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二，《号》，上册，第43-45页。

……礼所揖让何？所以尊人自损也，揖让则不争。亲属谏不待放者，骨肉无相去离之义也。